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劉進圖（時事點評）

2017年2月22日

2014年佔領運動期間，7名警察把公民黨前成員曾健超拖到「暗角」拳打腳踢，法官終宣讀裁決結果，頒下共224頁裁決書，裁定各被告「有意圖而導致他人身體受嚴重傷害」罪罪名不成立，刑罰較輕、最高可囚3年的「襲擊致造成身體傷害」罪則全部罪成；第五被告陳少丹另被裁定「普通襲擊」罪成。

七警案與法治

日前和太太去電影院看《恐襲波士頓馬拉松》，有幾個場景頗觸動人心。第一幕是警察拘捕最後一名放炸彈的疑犯後，全城市民不分左中右夾道歡呼打氣。我心裏想，香港何時會出現這樣的場面？第二幕是放炸彈的兩兄弟挾持了一個中國男生，在車上教育他「九一一」真相，問他知否大樓是美國政府炸的，為要煽動對穆斯林的仇恨，電視上看到的死傷者都是演員。我心裏想，兩兄弟怎會活在如此虛假荒謬的自我世界？但香港許多捲入政治的人，包括黃絲藍絲，何嘗不是這樣？第三幕是一個警察問同袍，恐襲可以防止嗎？同袍回答，正義與罪惡的對立、愛與仇恨的對立，一天不消失，恐襲就防止不了，但我們可以選擇用愛來回應仇恨。我心裏想，香港太需要這樣的選擇。最後一幕是電影結束時，播出因恐襲受傷和截肢的真人訪問，說恐襲激發了波士頓人的愛心、關懷、犧牲、付出、團結，令波士頓變得更強。我心裏想，香港可以嗎？

深受各界關注的「七警案」在2017年2月14日有了裁決。區域法院法官杜大衛裁定，七名被控襲擊社工曾健超的警務人員「襲擊致造成身體傷害罪」罪名成立。他聽取各被告求情陳述後，於2月17日判七人全部入獄兩年。這個裁決遭到不少警員以及支持警隊嚴厲對付「佔中」示威者的人士抨擊，部分人更以遊行集會甚至辱罵法官的方式來表達不滿，中國官方媒體也刊載文章質疑裁決不公，香港的法治威嚴遭遇嚴峻挑戰。

衡量一宗刑事案的司法裁決是否公正，我們需要考慮三個問題：（1）定罪的證據是否充分？（2）量刑輕重是否符合案情及過去先例？（3）被告人的權利是否受到充分保障？

在定罪證據方面，法官的判決主要是基於控方呈堂的錄影片段，尤其是無線電視新聞部拍攝到的七警暗角拳打腳踢片段，準確地記錄了現場發生的事，包括七名被告在事件中的角色與行動。被告代表律師嘗試質疑錄影的可信度，但法官在聽取電視台攝影師等目擊者的證供後，裁定錄影片段可靠。此外，法官亦裁定曾健超的證供可信，因為他身上驗出的傷痕與被打的口供肳合，也和警員身上的配備肳合。由於曾健超的傷勢不算嚴重，所以七人被控的故意襲擊導致他人身體嚴重受傷罪獲裁定不成立，裁定成立的是較輕的故意襲擊導致他人身體受傷罪。

在量刑方面，法官有考慮到七名警員過去紀錄良好，對警隊和社會有貢獻，在佔中執勤期間受到巨大壓力，所以扣減了半年刑期，但由於上訴庭有先例，執法者知法犯法，對被拘捕人士濫用私刑，須判處具阻嚇力的刑罰，而且這宗案件轟動國際，損害香港法治聲譽，因此判七人入獄兩年。代表首被告的資深大律師駱應淦在庭外被記者問到，判囚兩年是否太重？駱回答說最高可判三年，今次判兩年不可算太重，法官亦有其判刑理由。至於七名被告中首兩名較高級的警務人員並無參與拳打腳踢，仍與其餘五人判相同刑期，法庭的理由是二人較高級，有責任制止下屬犯法，但二人近距離觀看而不阻止，等同鼓勵及支持下屬毆打被捕者，應處相同刑罰。

在被告人權利保障方面，七名被告警員都有律師及大律師協助，其律師團隊陣容更可謂「星光熠熠」，城中打刑事案享負盛名的「金牌大狀」如清洪、駱應淦等，都屬被告一方，假如法庭審訊過程有任何對被告人不公平的地方，這些資深大律師肯定不會放過，可藉此替被告人上訴，洗脫罪名或減輕罰則。由於七名被告人獲得警隊同袍及許多建制派人士支持，在籌集訴訟經費上頗為順利，從原審到上訴都可以聘請最頂尖的大律師，訴訟權利較一般刑事案被告人更有保障。而且，這宗案件全城矚目，整個審訊過程由主流媒體詳細報道，法官判詞也是公開的，司法透明度相當高。

既然裁決表面看來證據充足，量刑符合案情和先例，被告人權利也得到充分保障，為什麼還有這麼多人批評裁決不公，批評的人提出了怎樣的論據？這些批評反映香港法治碰到什麼問題？

首先，批評者絕少能提出定罪裁決不公的論據，因為沒有人可以說警察集體毆打一個躺在地上的被捕者是對的，這是很基本的常識，電視台拍攝到的片段在網上已廣泛傳開，看過的人都知道，警員對被捕者拳打腳踢是事實，而警隊的刑事調查亦把七人的身分弄清楚，顯示警隊調查並無徇私，七人要完全洗脫罪名是難乎其難的。

因此，絕大部分的批評都集中在判囚兩年的量刑裁決上。批評者的主要理據是，警員當時是在壓力極大的執法行動中，受到曾健超主動挑釁，在天橋上向警員淋潑不明液體，警員嘗試制服他時他掙扎拒捕，警員在受到挑釁和肢體衝突後，一時忍耐不住才會拳打腳踢，並非處心積慮犯法。例如，《人民日報》海外版便引述香港城市大學法律學院副院長顧敏康，指「七名警察當時面對的是窮兇極惡的疑犯，而毆打疑犯是在極其憤怒下的激情衝動行為，七人已因衝動失去職位和福利，已受懲罰，故判緩刑是比較合理」。

如果警員是在受到挑釁和攻擊時，本能反應式還以武力，的確有可能成為脫罪或減刑的理據，問題在於這宗案件的錄影片段顯示，警員是在徹底制服示威者後，把示威者拖到變電站的暗角，圍著躺在地上毫無反抗能力的示威者拳打腳踢，這個情景和所謂「面對的是窮兇極惡的疑犯」、「極其憤怒下的激情衝動行為」，有著明顯的事實落差。法官只能根據呈堂的證據來做裁決，不能憑空想像。

其次，很多批評者質疑裁決量刑過重及不公，理由是法院在處理涉及佔中示威者的許多刑事案中，往往從輕發落，但對七警卻從嚴從重，明顯有兩把不同的尺。例如，總部在北京的官媒《環球時報》便批評七警案主審法官「吹偏哨」，《人民日報》更引述顧敏康把矛頭指向杜大衛的外籍法官身分，質疑英國法官的「立場問題可能影響他們對案件的判斷」。

若我們回顧律政司和司法機構處理七警案的經過，會看到執法當局其實相當小心翼翼，著意顯示公允持平。例如，律政司同時起訴曾健超襲警及拒捕，以及七警毆打曾健超，這明顯是向外界顯示，檢控一方對爭執的兩造是一視同仁。法院處理曾健超案在先，雖然沒證據顯示他淋潑的液體有害，警員亦沒有受傷，但法院仍判他入獄五星期，不予緩刑輕判，他的上訴仍在排期審理。比對之下，七名警員毆打曾健超次數繁多，造成了明顯傷痕，且是知法犯法，在完全沒有受威脅也沒有需要下濫用暴力，判處入獄兩年並不過分，同情七警的人可以說偏重，要求上訴法院酌情減刑，但不能怪責法官量刑不公，更不該把其他刑事案籠統地拉到一起，說某些佔中案件輕判了，所以判七警入獄就是不公，難道法官把所有警員和示威者都放了，或者把所有警員和示威者不問情節一律判以最高刑罰，就叫做司法公平嗎？

也有人質疑，佔中發起人遲遲不被起訴，是否律政司長袁國強偏私，維護同班同學戴耀廷？律政司長和刑事檢控專員過去均有交代，由於認識案中人士，為避嫌不參與決策，交由沒關連的檢控人員及獨立的外聘大律師負責。至於為何至今未有決定，建制派或泛民的立法會議員可以提出質詢，要求律政司解釋，但以涉及上百人的佔中案遲遲未起訴來質疑七警裁決過重，道理上卻說不過去。

其實，這些質疑反映的價值觀，是將法治局限於用法律來維持治安和社會秩序，佔中示威者破壞治安和秩序，屬於嚴重不該，警察為了恢復治安和秩序，就算打了示威者也是對的。這種對法治的理解，只是法治的較低層次涵義，現代法治觀念講求以法限權，執法者不能逾越法律權限，不能公報私仇或濫用私刑，就算對付罪犯也不可以。

以法限權這理念，許多建制派人士其實懂得，但他們可能受自己的政治意識形態所限，也受當前非友即敵的政治鬥爭左右，凡示威者做的都要反對，凡警察做的都要支持，紛紛加入聲討法官的行列。

裁決出來後，警務處長盧偉聰及員佐級人員協會的反應，在社會上引起不少爭議。盧偉聰發出通函，重點是安撫警務人員士氣，對七警表示非常同情，批准內部籌款支援七人上訴，但沒有提到承認錯誤、汲取教訓，也沒有為七警對被捕疑犯濫用私刑向公眾致歉，因此遭網民聯署批評，要求他代表警隊正式為事件道歉。員佐級協會的反應更強烈，除批評裁決不公，並威脅警員可能會上街討回公道。警員組織以這種態度回應司法裁決，在過去是很罕見的，顯示警隊趨於政治化，為護短不惜挑戰司法權威，這對香港司法制度的衝擊不容忽視。

除了警隊的反應，親建制人士得悉裁決後，在網上對主審法官粗言辱罵，人身攻擊，也引起很大爭議。有社會知名的導演用「狗官」來形容法官，指控「黃絲法官偏幫亂港分子」，附和的網民更進一步，指法官是「港英餘孽」，應「絕子絕孫」，也有社會知名的專欄作家用「人渣」來形容法官，指法官毀了七段人生。這些辱罵法官的字眼，跟回歸初期《東方日報》被控藐視法庭的文章所用字眼非常相似。對於這些網上留言，司法機構發聲明表示高度關注，轉介律政司跟進。律政司司長袁國強表示，有需要時會毫不猶豫採取跟進行動，包括展開司法程序。司法機構和律政司司長的反應顯示，香港的司法公正與權威正面臨威脅。

為什麼在普通法制度下，法律要保障法官，不受辱罵和人身攻擊？十九年前的判例清楚說明，那不是因為法官有特權，而是因為按照普通法傳統，法官與官員、議員或常人不同，就算受到無理抨擊，也不可以站出來解釋答辯，也不可以控告對方誹謗，假如法律不保護法官免受惡意辱罵中傷，司法人員的權威和信譽就無法維持，公眾可能對整個司法制度失去信心。然而，法律只是禁止無理的辱罵和人身攻擊，例如指控法官是豬狗，或肆意質疑法官審案有政治動機，法律並不禁止任何人擺事實講道理地批評司法裁決。

上周近四萬人出席撐警大集會，展示了驚人的動員力，多名建制派公職人士獲邀出席，令大會蒙上濃厚的政治色彩，加上工商界慷慨捐贈及承諾日後聘請七警等場外迴響，以及由特首到保安局長以至警務處長，對七警毆打疑犯被定罪沒有一字批評，沒有半句道歉，其給予前線警務人員的總體信息是，只要政治立場正確，就算觸犯法律，被定罪判囚，也不用擔心，會有安家費，出路有保障，還會被封為「英雄」。不過，傳達這政治信息的代價是，警隊在市民心目中將失去大公無私嚴守法律的形象。

總結而言，七警案裁決觸發的批評、辱罵和爭議，顯示香港的執法工作變得高度政治化，由於政府無法通過協商、對話或議會運作來化解政治矛盾，單靠執法力量來對付政治衝突，令警隊捲入了政治漩渦，不幸成為磨心，承受巨大政治壓力，而當警員在壓力下犯錯，批評警員的社會聲音動輒把警員妖魔化，削弱警隊的公信力，而撐警方的社會聲音則動輒把警員封為英雄，美化或粉飾犯法行為，甚至遷怒法院、辱罵法官，踐踏香港司法獨立，這個趨勢發展下去，香港的法治如何維持？